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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章大队长:发电报告诉景诚，我想他了，叫他来南京一趟。(第1/2页)
李宇轩靠在椅背上，盯着那扇关上的门，半天没动。你背不动，难道我背得动？他把目光转向桌上那份报告，那份报告像是长了眼睛似的，正看着他，像是在说：签吧，签了你就跟我绑在一起了。不签？你试试。
“雨农，”李宇轩指着桌上的报告，语气无奈，“你也看看。”
戴笠没有接报告，只是站在桌前，双手垂在身侧，姿态恭敬但眼神清醒。
“总队长，学生看过了。”
“看过了？什么时候看的？”
“这份报告送到您桌上之前，学生就看过了。”
李宇轩愣了一下，然后叹了口气。他早该想到的。戴笠这个人的情报网，连他办公室里的文件都覆盖了。
“那你说怎么办？”
戴笠沉默了片刻，开口了：“总队长，学生说句不该说的话。”
“说。”
“这份报告，是上面的上面送下来的。总队长签了，是给上面的人背锅。不签，是打上面的人的脸。总队长签与不签，锅都已经在这儿了。”
李宇轩盯着他：“那你的意思是——”
“学生的意思是，锅既然已经在这儿了，总队长不如想想，这锅怎么背得轻一点。”
李宇轩想了想，点了点头。戴笠这话说得实在——锅已经在这儿了，不是他不签就能甩掉的。这封报告，从上往下传，传到谁手里谁签字，一层一层的。上面的人不想背，就往下甩。甩到黄埔教导团，就是他李宇轩的事了。
“那你说，怎么背得轻一点？”
戴笠走到桌前，拿起那份报告，翻到“资金去向”那一页，用手指了指：“总队长看这里——‘已按相关规定处置’。学生以为，这‘相关规定’，可以写得稍微详细一点，又不那么详细。”
李宇轩凑过去看了看，脑子里转了转，忽然明白了。
“你是说——”
“春秋笔法。”戴笠把报告合上，放回桌上，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是在掂量着分量，“该写的写，不该写的不写。让人看了觉得什么都写了，仔细一看又什么都没写。”
李宇轩想了想，于是让戴笠把胡琏叫回来。
一刻钟后，李宇轩的办公室里坐了三个人。李宇轩靠在椅背上，戴笠坐在侧面的椅子上，胡琏站在门口，一副随时准备逃跑的样子。
“关门。”李宇轩说。
胡琏把门关上，老老实实地坐到了另一把椅子上。
李宇轩把报告摊在桌上，三个人围了过来。
“来来来，咱们商量商量，”李宇轩指了指报告上的内容，“这笔钱，到底怎么处置的？你们谁记得？”
胡琏第一个开口：“团长，我记得，有一批物资是上缴了。”
“上缴给谁了？”
“上缴给——广州卫戍司令部了。”
戴笠摇了摇头：“广州卫戍司令部的账上，没有这批物资。”
胡琏愣了一下：“没有？那——”
戴笠看了他一眼，没说话。但那个眼神，胡琏读懂了——你拿的那一丁点儿，就是从这批物资里出的。
胡琏闭嘴了。
李宇轩叹了口气，拿起笔，在报告上改了两个字。戴笠凑过来看了看，嘴角微微抽了一下。
“总队长，‘处置’改成‘处理’，有什么讲究？”
“讲究大了，”李宇轩把笔放下，一本正经地说，“‘处置’是处分、惩罚的意思，听着就像犯了什么事。‘处理’是安排、办理，中性词，不褒不贬。你说这批物资是‘处置’了还是‘处理’了？”
戴笠想了想：“总队长高见。”
胡琏在一旁连连点头，虽然他没听懂区别在哪儿。
李宇轩又拿起笔，在“已按相关规定”前面加了一个字——“拟”。戴笠皱了皱眉：“总队长，‘拟按相关规定处理’，这——”
“雨农，你不懂，”李宇轩靠在椅背上，翘起二郎腿，“‘已’是已经做了，‘拟’是打算做。加了‘拟’字，意思就变了——不是我李景诚已经把这笔钱处置了，是我打算按相关规定处理。至于最后处理了没有，那是后面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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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琏在旁边听得一愣一愣的，觉得团长这个人，打仗不行，玩文字游戏是真有一套。
戴笠沉默了一会儿，缓缓点了点头：“总队长这个思路，学生觉得可行。不过——光改这几个字，还不够。”
李宇轩看着他：“你说。”
戴笠指着报告上“缴获清单”那一栏，那里罗列着一长串财物名称和数量，看起来密密麻麻的，但仔细一看就会发现——数量栏里的数字，全都模糊得不像话。不是看不清楚，是故意写得让人看不清楚。三和五之间，七和十之间，笔画含混，难以辨认。有些地方甚至用了一个“约”字——“约三百大洋”“约四百担粮食”。
“总队长，学生的意思是，”戴笠斟酌着措辞，“这些数字，可以写得再模糊一些。”
“怎么模糊？”李宇轩问。
“比如这里，”戴笠指了指，“‘大洋三千七百二十三元’。学生觉得，可以改成‘大洋约三千七百余元’。三和七之间差那么多，谁知道是多少？‘约’字一加，就说不清楚了。”
胡琏终于忍不住插了一句嘴：“那要是有人较真，非要查呢？”
戴笠看了他一眼，没说话。李宇轩替他说了：“查？查谁？查咱们？那得先问问校长同不同意。”
三个人在办公室里改了一个下午。李宇轩负责动笔，戴笠负责把关，胡琏负责——负责在旁边坐着，偶尔点个头。改完之后，李宇轩把报告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又让戴笠读了一遍。确认没有问题了，拿着报告走了。
李宇轩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越想越气。
他翻开日记本，提笔就写，笔尖划在纸上，发出沙沙的响声，像是他心里的火气在纸上烧。先写何应钦——“民国十六年四月，清党，我被逼签字认账。此事若追根溯源，皆因何应钦当初阻他升官。若他已是旅长、师长，谁人敢将如此报告送至他桌前？”写到这里，他越写越来劲，把之前记的那些陈年旧账也翻了出来。
他又翻到新的一页，写李宗仁——“李宗仁，广西人，非黄埔出身，亦附和何应钦之议，阻我升迁。今日之事，李宗仁虽非主谋，亦为帮凶。他日若有机会，必当还之。”写完想了想，觉得自己有点不讲理。李宗仁阻他升官是阻他升官，清党报告是清党报告，两件事根本不搭界。但他不管，反正都记上，反正都是一伙的。
“顾祝同，此人平日不显山露水，然关键时刻从未帮我说过一句话。南昌会议之上，何应钦发难，顾祝同附和，我铭记在心。”写完之后看了一遍，觉得顾祝同这个人虽然没怎么得罪过他，但也没帮过他。不帮他，就是他的敌人。
他在最后加了一行字：“今日之事，我记下了。这笔账，咱们慢慢算。”
戴笠把报告送上去之后，李宇轩开始了漫长的等待。
他等了好几天，广州那边一点消息都没有。他不知道的是，那份报告在广州被转了一圈之后，被装进了另一个牛皮纸信封，送上了开往南京的火车。报告送到大队长桌前的时候，是四月末了。
大队长坐在南京总司令部三楼的办公室里，拆开信封，抽出那份报告，慢慢地看着。他一页一页地翻，看到“缴获清单”的时候，眉头皱了一下。看到“资金去向”的时候，嘴角微微抽了一下。看到“黄埔教导团团长李景诚”的签名时，他把报告放下了。
他端起桌上的白开水，抿了一口。
大队长靠在椅背上，盯着天花板，半天没动。报告上那些模糊的数字，那些“约”字，那些春秋笔法，他都看出来了。但他什么都没说。
他靠在椅背上，闭了一会儿眼睛。他想起了一件事。李宇轩是他在溪口带出来的，是李顺的儿子，是蒋家的家仆。这种关系，不是何应钦、陈诚他们能比的。李宇轩贪就贪点吧。他信得过的，不多。
但信得过归信得过，敲打还是要敲打的。不然这小子以后胆子越来越大，迟早惹出事来。
“王世和。”大队长朝门外喊了一声。王世和应声而入。
“给广州发电报。让景诚来南京一趟。就说——我想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