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美龄 ——我要飞得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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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事变的发生让蒋介石和宋美龄都感到掌握制空权力的重要性。当时何应钦等人密谋轰炸西安，完全置老蒋的生死于不顾，声称“虽然我们都渴望解救蒋委员长……但是我们的态度是，不能允许一个人的个人安全妨碍……”宋美龄虽然全力阻止了这个轰炸计划，但她也意识到，空军的控制权在别人手里是多么不明智！惊魂甫定后，宋美龄就对蒋介石说，她本人愿意接管这支军队，并保证把它变成对付敌人的有效武器。
    小美为何对空军这么感兴趣？恐怕是由于这项源自西方的先进科技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她的英语特长，同时，她也曾体会过航空的伟大作用和中国航空的欠缺。
    在此之前，国民党政府的空军现状是飞机不多，更没有实践经验，远称不上一支有组织有效率的空军。它的主要作用只是载着蒋介石、宋美龄到中国各省去视察。蒋介石、宋美龄当年几乎走遍全中国，就连大西南和大西北的边远省份也到过，大大加强了对全国的政治控制，这主要就是借助于飞机这种现代交通工具。宋美龄在《航空与统一》一文中夸张地说：“一切促进中国统一的新发明，或许要推飞机的功绩最为伟大。”
    但有一次她和弟弟乘坐一驾小型飞机在天空中飞翔，却迷失了方向。天黑后，他们不得不冒险降落在一处共产党管辖地区内的稻田中，幸好最后安全逃生。这次历险，使宋美龄深深了解到中国航空事业的薄弱，引起了宋美龄对空军的重视，此后，她经常宣扬要加强空军，使其走向现代化。
    蒋介石同意宋美龄的主张。结婚之后，他越来越觉得这个老婆是个人才，不但有杰出的外语能力，可以直接和外国人对话，而且兴趣广泛，干一行爱一行，做什么都钻得进去，还形象出众。蒋介石尤其喜欢看她和外国人对话的样子。她巧笑吟吟，极其东方的面孔里却吐出极流利的英文，简直像一个天真娇憨的美国公主穿越到了中国。这样娇滴滴的小美人来管理空军会是什么样子呢？
    蒋介石带着满心的幻想，任命宋美龄为“航空委员会”秘书长。
    小美的确也没有辜负老公的期望。她从读书时起就特别擅长“考前突击”。这一次为了对当时美国军用飞机进行了解，宋美龄花了不少时间，对各种品牌的飞机性能做深入的研究，对有关航空理论、飞机设计、飞机零件等，都做过广泛的了解和接触。因为之前由孔祥熙、宋霭龄向意大利购买的飞机如同废铁一般，所以最后她亲自和外商洽谈，订购了价值2000万美元的产品，大大提高了空军的装备。
    宋美龄还聘请了前美国航空队飞行员罗伊·霍尔布鲁克作为她的顾问。做事总是风风火火的小美问霍尔布鲁克：“能否推荐一位美国飞行人员，在最短的时间内帮助她把空军整顿好？”
    霍尔布鲁克马上想到了一个充满彪悍之风的美军老牌飞行员——陈纳德。
    陈纳德的全名是克莱尔·李·陈纳德。他是个非常典型的美国西部壮汉，鹰钩鼻，目光坚毅，肌肉壮硕，精力充沛。他1893年出生，25岁时已经是3个孩子的爹了。那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对德宣战。经过多次申请，陈纳德如愿以偿地当上了一名飞行员。
    进入航空界后，陈纳德在当时还十分薄弱的飞行战术实践及理论上一直走在了前面。他曾与威廉·麦克唐纳和约翰·威廉森组成“三人空中飞人”特技表演队。1935年，他出版的战术教材《防御性驱逐的作用》，在国际航空界引起轰动。
    但是陈纳德却仍有些怀才不遇的心情。20世纪30年代，世界空军界流行意大利军事理论家杜黑的“轰炸至上”的空战理论，战斗机受到漠视。陈纳德对这一套理论持怀疑态度。他坚信，现代空战是不能没有战斗机的。但是却没有人愿意听他的。
    傲骄的陈纳德在军队中人缘不好，所以一直不受提拔。而他的身体也因为过早透支而越发虚弱。于是他的上司顺水推舟，于1937年4月以上尉军衔让44岁的他退役。
    1937年年初，陈纳德收到了当时正在中国中央信托公司任咨询顾问的罗伊·霍尔布鲁斯转来的一封信，写信人正是大名鼎鼎的中国第一夫人宋美龄。在信中宋美龄向陈纳德发出邀请，希望他对中国空军进行为期3个月的考察。陈纳德答应了。
    1937年6月，陈纳德见到了蒋介石和宋美龄。没想到这一见面，竟像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宋美龄在乔治亚州读书多年，她一用英语开口，那口音就把陈纳德一震，顿时倍感亲切。再了解到这位美女愿意把整个中国的空军交给他一展拳脚，他当然乐于迎接这个舞台。
    通过考察，陈纳德发现当时中国国内的空军状况十分复杂，不同的地区各有独自的航校，而且不同的航校训练方式也是五花八门，陈纳德拍电报告诉宋美龄，名义上中国当时大约有1400名飞行员，但多数是初级航空人员，真正合格的只有当时中央航校培养的500人，加上别的航校培养出来的航空人员不过600人，陈纳德还得知国民政府名义上有500架飞机，但实际上只有91架能起飞战斗。
    在宋美龄的要求下，陈纳德从西方雇用了一些飞行员组成了第14志愿轰炸机中队。他们后来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飞虎队”。还从美国飞机企业家手中购买了一批较为新式的飞机，把年轻的中国空军武装起来。“飞虎队”以插翅飞虎队徽和鲨鱼头形战机机首名闻天下，其“飞虎队”的绰号也家喻户晓。在陈纳德的全力参与之下，宋美龄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掌握了空军内部领导权。宋美龄非常爱护这批空军小伙子，开口闭口就把他们叫作“我的空军”、“我的孩子”。而小伙子们也喜欢管宋美龄叫作“夫人”、“妈妈”。于是一些人也投其所好，称她为“中国空军之母”。
    1938年2月，蒋介石改组空军，由他自己任“航空委员会”委员长，钱大钧任委员，由宋子文接替宋美龄任该委员会秘书长，空军由钱大钧实际负责。此后，小美就把兴趣转向妇女救亡活动和外交活动，但她仍十分关注中国空军的成长和中日空军的情况，经常在新闻电讯和写给朋友的信中，详细介绍或报道空袭、空战的情况。
    美国志愿队自从成立以来，在缅甸、印度支那、泰国和中国战斗历时7个月，共击落日机299架，击伤153架。美国志愿队4名驾驶员在空战中阵亡，6名被高射炮射中阵亡，3名被敌人炸弹炸死，3名被俘，10名在空难事故中丧生。美国志愿队共在空战中损失飞机12架，在地面上损失飞机61架（包括撤退时自毁的22架战机）。这些辉煌的成绩一直牵动着宋美龄的心。
    1942年2月28日，蒋宋夫妇在昆明宴请陈纳德和飞虎队成员，宋美龄发表了讲话：“在中国国运最危难的关头，你们带着希望和信仰飞越了太平洋来到中国。因为这个缘故，不仅我国空军，而且我们全国都展开双臂来欢迎各位。委员长适才曾道及你们光辉和英勇的事迹，并且赞誉飞虎队为举世最勇敢的一支空军。”这位空军之母最后充满感情地说：“当你们翱翔天空时，你们无异是用火焰在空中写出一些永恒的真理，给全世界都看到……”
    宋家三姐妹——联合抗日第一步
    1937年7月7日，中国历史上不能被忘记的日子。
    姐妹之间的矛盾、误解、怨气，在日军的滚滚铁骑前也该放放了。
    “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宋庆龄将她位于莫里哀路的寓所改造成抗日战线指挥部，倡议国共合作。而她知道，如果要达成全民抗战的统一局面，她必须先放下宋氏家族内部的派别矛盾，和大姐、小妹冰释前嫌。
    宋霭龄的心思也在这上面。赚了大钱搞慈善，一直是个传统。早在1932年上海“一·二八”抗战时，她曾捐赠数十万国币，建立了一所配有400张病床的培德医院，及时缓解了上海医院床位紧张、伤员救治困难的状况。1937年上海“八·一三”抗战中，宋霭龄又慷慨解囊，用自己的钱购买了3辆救护车、37辆军用卡车献给军队。她还特意送给当时的航空部队20多辆军事用卡车，以作后勤之用，并定做了500件皮衣送给空军飞行员，为自己的妹妹——“中国空军之母”捧场。
    但她知道如果要抗日的话，光凭她一个人的能力，是很难有什么号召力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两个妹妹拉进来，拉大旗做虎皮，才能在社会上引起更大的反响。所以一听说小庆正在筹备“妇女抗敌后援会”，她连忙到莫里哀路拜访，强烈要求参加。
    孔祥熙就看不明白了：女人的脸真是说变就变。原来还吵来吵去的，怎么一扭头，又都跟没事人一样，坐在一起嗑瓜子打扑克聊家常了？
    其实宋家的女人们才是真正的政治家。
    一看大姐来了，小庆抿着嘴笑了，她拉着小霭的手说：“姐姐，你要参加，真是再好不过了。你精明能干，加上财神爷的帮助，我们的声势就更大了。”
    小霭点了点她的脑门说：“没大没小。你不是叫孔祥熙圣人，就是叫他财神爷，还把他当姐夫看吗？我呀，也就是想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一切都听你们安排。”
    1937年7月22日，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在上海成立了。常务理事会主席是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沈兹九、王孝英等21人为常务理事，宋庆龄、宋蔼龄、于凤至（张学良的原配夫人）、陈淑英、周养浩、罗叔章等为理事。妇女抗敌后援会立即开始进行抗日宣传，训练妇女担任战地护士，号召大家捐钱捐物，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
    小美一听没叫上她，立马不干了：不行，我也要参加！如果她们三姐妹是民国女性前三强的话，那么她就是内定的冠军。这种好事怎么可以少了她一份？她立刻在南京成立了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敌将士总会，声称自己的是全国最高组织，其他组织都要算分会，受她的领导和管理。
    两个姐姐了解小妹喜欢发号施令的个性，她们经过与何香凝及其他理事的商议，把团体改名为“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敌将士总会上海分会”。两个姐姐爽快地让贤了。这倒把小美给激动坏了。她连忙给二姐打去了一个电话，又亲笔写了一封信，感激二姐的胸怀坦荡无私。
    此时宋美龄的生活重心在妇女指导委员会的工作上。“妇指会”慰劳组在宋美龄的号召下发起筹募棉衣运动，拨用专款购买衣料，派服务队队员在正金银行组织新生活妇女工作团，集体赶制棉背心1万件。宋美龄对于棉衣运动十分关注，经常到现场视察工作，并亲自裁剪、缝制棉衣。最后总计捐助了棉背心多达2000件。“妇指会”还派人到各家各户去征募棉衣，当征募人员满载而归时，宋美龄召集这些人员开了一个慰劳性质的同乐会，她在会上发言说：“如果不把我们二万万多妇女动员起来，是我们少数知识妇女的耻辱，我们应该做的事太多了，今天的成绩加强了大家的信心，接着好好干吧！”
    当“妇指会”转移到重庆后，她身先士卒，指挥转移和安顿战时孤儿，不眠不休，把五千多名孩子送到安全地带，开办孤儿院。她还定期给孩子送去食物和用品，看望孩子。她把自己所有的母爱全部倾注到这些孤苦贫困的孩子身上。
    这个“愣大胆”依旧延续着自己天不怕地不怕的个性。她从来就不肯安静地待在防空洞里，或者是躲避到安全的府邸里办公。有一次，小美和几个秘书在防空洞里“躲警报”，在场还有外国的记者。小美不断跑到洞口，看日本的飞机在空中盘旋。突然，洞里的电话响了。秘书跑过去接，发现是蒋介石从城里打电话查看他的妻子有没有乖乖地留在洞里。他知道小美经常会冒险离开潮湿的防空洞，返回到地面的房屋中去，或者是不带警卫就跑到城里去。他不愿“愣大胆”再遇到危险。
    上海抗战爆发后，三姐妹更加忙碌了。宋庆龄撰写了大量文章，分析抗日形势，鼓舞人民树立抗日必胜的信心；宋美龄向外国朋友介绍中国的抗日情况，争取国际力量更多的支持和协助；宋霭龄大开金库，主动领着妇慰会的理事们购买国民党的救国公债，她还少见地登上了演讲的主席台，在中外妇女联席会议上，向各国在上海的妇女代表报告中国抗日情况，敦促她们与本国的政府联合起来，共同制裁日本。她们姐妹三个就是中国女性面向世界的名片，用她们理性的思考、感性的呼吁、流畅的英语、热烈的爱国心，紧紧拉着手，走在抗日最前线。
    但是这晚来的团结阻挡不了日军的疯狂进攻。随着上海的沦陷，三姐妹先后都迁居香港。不过在香港她们也没有停止慈善的脚步。
    宋家三姐妹——民国时的“中国首善”
    三姐妹到达香港后，很快就各有作为。
    宋庆龄在到达香港的最初几个月里，就建立了“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并创办了一份机关刊物——《保盟通讯》。
    保盟的主要任务是接受国际社会的人道主义救助，并且为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服务，特别是向中共在敌后不断开辟的游击区的援助。因为许多中共领导的部队尽管属于国民政府，却得不到政府的军需给养，甚至连医药供应也没有。他们急需支援。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管理人，宋庆龄对钱财方面的事情特别认真。每一笔给保盟的捐赠，不论数额大小，收据上都有她的亲笔签字。国外记者写道：“在她那鹰一般尖锐的目光下，没有发生过钱被无耻官员吞没的事情。”
    在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区域，保盟还帮助建立和扩充国际和平医院，赞助儿童保育院（收养孤儿和父母在前线的孩子）——其中有一个建在延安窑洞中的“洛杉矶保育院”就是用洛杉矶华人捐款设立的。在延安的“抗大”（抗日军政大学）和“鲁艺”（鲁迅艺术学院）也得到保盟的援助，因为这些学校都是培养为抗战服务的文化工作者的，对它们的援助不仅是出于爱国主义，也是为了世界性的反法西斯斗争。
    而宋霭龄则把她的一片爱心洒向了国民党的伤兵。在前线伤员的提议下，全国成立了“伤兵之友总社”。孔祥熙任理事长，宋霭龄自然也就出任理事，兼任香港的“伤兵之友协会”会长。有了财神爷和财神娘娘坐镇，每个伤员出院或退任时，都可以得到一套新军服、一包食品和一些零用钱。1940年，宋霭龄参与全国“伤兵之友总社”发起的征集伤兵之友活动。这个活动在4月21日结束，全国共征集伤兵之友70万人，捐款133万余元。
    宋霭龄还将一部分注意力放在建立“工会”上。“工会”是“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简称。1937年11月，美国友人斯诺夫妇从解放区参观回到上海，参加上海各界爱国人士和社会名流的“星一聚餐会”，会上斯诺提出沿海工业区已沦陷，应该以合作社的方式动员人力物力，从事生产支援抗战的建议，得到与会者一致响应。该计划得到行政院长孔祥熙同意后，工会组织即宣告成立。
    但由于要花的钱太多，孔财神觉得心疼，也就把“工会”活动搁置一边。小霭却很感兴趣。“工会”的组织者们乐见其成，宋霭龄也就“自然地”成了“工会”的领袖人物。
    这项工作寄托了宋霭龄所有的乌托邦幻想。她设想在城乡建立许多模范村，模范村中建各种实验工厂、学校和母亲训练中心等。1939年她还独资建立了一座小型纺织企业。她对“工会”的热心，也由于“工会”适应了战时经济发展需要，不但得到国内多方支持，而且也得到国际上的赞助，发展非常迅速。“工会”组织几乎遍及整个大后方，甚至深入敌占区和游击区。3年时间里，在16省地区内，设立合作社近2000个，动员失业工人、难民及荣誉军人参加战时生产工业，凡军民用物资几乎样样都有生产。
    作为中国的第一夫人，宋美龄的忙碌更不在两个姐姐之下。但她一直在策划着一场三姐妹的集体亮相。小美所热爱的就是把一切活动都变成作秀。她才不管二姐小庆生性低调、大姐小霭很少出席重要场合。看到目前的局势需要，宋庆龄和宋霭龄所能做的也只有配合。
    1940年3月12日，三姐妹同时出现在香港丽雅饭店，参加香港各爱国团体的聚会。她们一出场，就吸引了媒体的目光。这个亮相果然十分精彩。
    小美当仁不让地先上台讲话。她穿着黑绸绣花中式旗袍，优雅敏捷地走上主席台，黑亮的眼珠先向会场扫视了一分钟（这一招叫作“建立气场”）。之后，她缓缓地开口，用十分赞赏的口吻高度评价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称赞“保盟”和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为宣传中国抗战形势、联络海内外朋友、募集抗战物资、救助战争难民所做的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
    听着妹妹的话和周围长时间的掌声，宋庆龄的眼睛湿润了。这还是她第一次听到国民党政府官员们对“保盟”和“工会”的肯定。特别当小美赞扬“保盟”之后，又特别请求二姐，提出由“保盟”对“伤兵之友社”香港分社的财务账目进行审计，这更加证明宋庆龄本人所建立的“基金会”——“保盟”在处理捐赠款物时是公正、廉洁的。
    而宋庆龄走上演讲台时，夸奖的是大姐的伤兵之友社香港分社。她非常热切地称赞大姐早在民国初年担任大总统秘书时，就显露了卓越的组织领导才能。近年虽没有担任公职，但她筹组实业，发展经济，运筹帷幄，常操胜算。因此担任这个职务，没有比她更合适的人选了。
    这番话听得宋霭龄心里却有些感慨。毕竟在担任大总统秘书时，她心里还藏着些许少女情怀，如今都已成空。
    她缓步走上台，脑后的发髻上一颗硕大的珍珠显得那么夺目。但是配她那傲气的面容却是刚刚好。跟妹妹们一样，她一开口就是称赞两个妹妹对中国抗战的贡献，表示自己今后要竭尽全力，把伤兵之友社香港分社的工作做好。
    姐妹三人的演讲激起了热烈的反响。在她们心里，也洒下了若干期盼——如果能够一直这样多好！难道有什么比姐妹之情更重要的吗？
    一个美国记者拍下了三姐妹在重庆时的照片，当时她们三个正从楼上跑下来，又说又笑，又跑又跳，几乎像三个天真无邪的女学生。谁想得到当时她们已经都是四五十岁的中年妇人了？
    遮掩在异见之上的情感那么美好梦幻，谁都忘记了底下还藏着一条巨大的鸿沟。只是不到看见的时候，所有人仍沉浸在热泪盈眶的感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