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6章代宗驾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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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96章代宗驾崩(第1/2页)
    李豫一生最具争议的执政特质，莫过于驭宦之道的矛盾性。历经安史之乱的颠覆、两度宫廷政变的生死浮沉、吐蕃陷京的国难惊魂，李豫对外廷文武群臣、藩镇将帅始终心存猜忌。
    在他的帝王认知中，外臣手握兵权、身系地方，易生割据叛心；唯有朝夕侍奉宫闱、无宗族根基、看似依附皇权的宦官，是最贴身、最可控、最值得信赖的爪牙心腹。这种根深蒂固的执政执念，让他自登基之初便刻意优宠宦官、纵容内廷势力膨胀，彻底打破了初唐、盛唐宦官不预政、不擅权的祖制，开启了中晚唐宦官干政、贪腐乱国的颓败格局。
    代宗一朝，宦官奉诏出使四方、巡察州县、宣旨抚慰、赏赐臣僚，朝廷全无禁令约束，不限制宦官沿途求索财物、接纳馈赠。非但如此，代宗对待宦官出使的态度，更是直接助长了内廷的贪横风气。
    每逢宦官奉命出宫，前往外戚妃族府邸传旨赐恩、颁赏礼遇，归宫复命之时，李豫必亲自问询，细细追问宦官此行收受了多少财物、得到多少馈赠。若是外戚、朝臣馈赠的财帛礼物微薄稀少，代宗非但不体恤臣下、制止贪腐，反而龙颜不悦，认定对方是轻慢天子使者、藐视皇权，暗含对帝王的不敬之心，往往因此冷落、斥责、贬抑相关臣僚。
    帝王如此纵容偏袒，朝野风气彻底崩坏。宫中宦官彻底摸清了代宗的心思，自此肆无忌惮、明目张胆地索贿纳赂，往来朝野之间毫无忌惮，中使求财、官吏纳贿成为朝堂公开潜规则，无人敢违、无人敢拒。
    中枢宰相为保全官位、趋利避害、讨好内廷、规避帝王猜忌，更是主动逢迎宦官。宰相府常年专门储备现钱、彩帛、珍货置于官署阁中，随时以备宦官入宫传旨。每逢宫中宦官前来颁赐一物、宣读一诏、传达口谕，无论公务大小、事情轻重，宦官从来不会空手而归，必有厚利可得。朝堂纲纪、为官气节、朝廷礼法，自此荡然无存。
    上行下效之下，地方州县的贪腐乱象更为猖獗。但凡宫中宦官衔命出使州县、传送公文、督办事务、巡察地方，皆公然借机敛财，层层盘剥地方官吏、搜刮百姓脂膏。其沿途索取的钱财粮帛、珍奇物产，数额等同于地方法定赋税，成为压在百姓身上的第二重苛税。每一名宦官出使归来，皆是车马满载、辎重累累，绫罗金玉、粮帛珍宝重载而归，地方百姓苦不堪言、州县府库屡遭掏空。
    在代宗的极致宠信之下，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三大权宦相继崛起，先后把持宫禁、干预朝政、操控人事、制衡外廷，手中权势碾压文武宰臣、凌驾三省百官之上，成为代宗一朝实际的“宫内宰相”，朝堂权力结构彻底畸形失衡。
    但李豫绝非昏聩懦弱、任由宦官摆布的庸主。他纵容宦官干政、刻意培植内廷势力，本质是帝王制衡外朝、稳固皇权的权术手段，而非真的放任权宦架空君权、祸乱社稷。
    他深谙驭下之道、精通帝王心术：可以养宦权，绝不容宦僭主。一旦宦官权势滔天、骄横跋扈、触碰到皇权底线、引发朝野公愤，李豫便会毫不犹豫雷霆清算、连根拔除，绝不姑息。
    因此，曾有拥立大功、权倾朝野、妄言代行政事的李辅国，曾隐匿军情、构陷忠良、导致吐蕃陷京的程元振，先后被代宗精准清算，一诛一流放，彻底肃清两大权宦势力，尽显帝王杀伐决断的底色。
    继二人之后崛起的鱼朝恩，更是代宗一朝权势最盛、气焰最嚣张的权宦。大历五年（770年）三月，鱼朝恩身兼数职、荣宠至极，手握宫禁兵权与军政监察大权，官拜观军容宣慰处置使、左监门卫大将军、神策军使、内侍监，总领禁军、监察天下兵马、干预中枢政务，圣宠冠绝朝野、无人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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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握重兵、深得帝宠的鱼朝恩，日渐狂妄自大、目无君上、凌辱百官、藐视宰相。他性情骄狂、专断跋扈，将朝堂军政大权视作一己私物，朝中大小事务、人事任免、政令推行，皆要由他插手决断。若是某次朝政议事、军国决策，没有他参与谋划、点头认可，鱼朝恩便当众勃然大怒、狂悖叫嚣：“天下事有不由我者耶！”
    此言彻底暴露其架空皇权、把持天下的僭越野心，满朝文武敢怒不敢言，朝野上下积怨沸腾、人人愤恨。
    李豫冷眼旁观、心知肚明，早已看透鱼朝恩权欲膨胀、尾大不掉、人心尽失，已然成为朝堂大患、社稷毒瘤。为根除宦官乱政隐患、平息朝野众怒、重塑帝王权威，李豫隐忍不发、暗中布局，与当朝宰相元载秘密结盟，二人私下定下诛除鱼朝恩的计策，对外不露分毫声色。
    随后，朝廷举办宫中宴会，宴请文武近臣、宫内权贵。宴会落幕、群臣尽数退朝之后，李豫特意以议事为由，单独留下鱼朝恩。待左右无人、隔绝内外，帝王一声令下，埋伏已久的宫廷侍卫一拥而上，当场将骄狂一世的鱼朝恩缢杀于禁中。
    为平稳朝局、避免禁军动乱、杜绝朝野猜忌，代宗刻意封锁真实死因，对外下诏宣称：鱼朝恩恭承诏命、自知罪孽深重，畏罪自缢而亡。一场悄无声息的权宦清算，干净利落、不留后患，再次彰显了代宗“养权以制衡、收权则绝杀”的深沉帝王心术。
    除了宦祸乱政的朝堂弊病，代宗晚年受身边朝臣、僧尼近臣的潜移默化影响，极度崇信佛法、笃信释教，将大量国力财力耗费于佛事之中，成为拖累王朝财政、损耗民生国力的又一大弊政。
    安史之乱后，天下疮痍、灾荒频发、战乱不休、人心惶惶，李豫寄希望于佛法祈福禳灾、安定人心、护佑社稷。为此，他大肆供养天下高僧僧尼，接纳大批僧人入驻长安及各地名刹，由朝廷公费供养、供给衣食俸禄；同时举国大兴土木、广修佛寺、重建塔庙、铸造佛像，耗费无数人力、物力、财力。
    连年的佛寺营建、僧团供养、佛事庆典，耗资亿万，极大消耗了本就枯竭残破的国家财政。战后本该用于恢复生产、安抚流民、减免赋税、修缮水利、补给军备的钱粮物资，大量被挪用至佛事开销，加重了朝廷财政赤字，加剧了天下民生凋敝，让本就积贫积弱的大唐雪上加霜。
    大历十四年（779年），一生历经乱世浮沉、内平叛乱、外御强敌、制衡朝野、功过交织的唐代宗李豫，身体状况急剧衰败。五月初二，李豫骤然病重，缠绵卧榻、难以理事，病情恶化速度极快，不过短短十日，便已然体力耗尽、神识倦怠，彻底无法临朝听政、处置军国要务。
    朝野人心惶惶，储国重任悬于一线。五月二十一日（6月10日），自知大限将至的李豫，下诏命皇太子李适监国理政，全权裁决朝廷大小事务，正式移交皇权、安定国本。
    就在下诏当日深夜，唐代宗李豫驾崩于长安大明宫紫宸内殿，终年五十四岁。这位临危受命、平定八年大乱、接续大唐国祚，却也开启宦祸、藩镇、佛弊三大中晚唐顽疾的帝王，就此落幕。
    帝王崩逝、举国发丧。同年八月，文武百官合议上谥，尊其为睿文孝武皇帝，定庙号代宗。其原本庙号应为“世宗”，本取“世代承统、中兴社稷”之意，后为避唐太宗李世民名讳，改“世”为“代”，遂成唐代宗。
    十月，朝廷依帝王礼制，将李豫隆重安葬于元陵。十二月，其神主牌位正式祔入大唐太庙，世代享皇室宗庙祭祀，彻底定格了他功过并存、治乱交织的帝王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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