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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州郡的秋税结果已全部核算完毕并呈报中枢,随着最后一批数据的汇总,度支衙门终于得出了最终的岁入总额:春税与秋税相加,岁入总计达到了一百零四亿钱!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数字,标志着朝廷真真切切地、
完全依靠正常的税收,突破了百亿钱的大关。
当然,这巨额的财富并非能一次性、完整地进入洛阳的国库。一套复杂而必要的财政分配体系随之启动。首先,各州都需要根据规定,截留一部分钱粮用于本地的行政开支、官员俸禄及必要的地方建设。其次,是重要的转移
支付,例如较为富庶的冀州、青州,每年都需要按比例调拨相当数量的钱财,专项用于支持地处边陲、军事压力重大的幽州,确保其边郡的防务、行政和民生支出能够正常运转,这是维系帝国北疆稳定的重要财政手段。最后,剩
余的部分才会通过漕运系统,历经千辛万苦,逐步转运至洛阳和朝廷指定的其他重要仓储。
但无论如何核算,“岁入一百零四亿钱”这个核心事实已经确立。基于此,朝廷也正式在朝会上通过了新财年的预算案,总额定格在一百亿钱。这是一个量入为出,同时又充满雄心的预算,标志着帝国的财政管理进入了一个规
模空前,规划性更强的新阶段。朝会决议通过,此事便成定局,成为了接下来一年中,整个帝国机器运转的财政基石。
与此同时,另一份来自实干部门的奏疏也呈递到了刘辩的案头。他展开由将作大匠提交的关于官营冶铁工坊产量的报告,脸上不禁露出一抹欣慰而笃定的淡淡笑意。
报告显示,截止目前,官营冶铁工坊的钢铁产量已经达到了十七万石(约合五千吨),根据目前的产能和趋势,全年官营钢铁产量预计将突破二十二万石(约合六千七百吨大关!
而这还仅仅是官营体系的产出,若再加上民间众多私营冶炼工坊的产量,全国全年钢铁总产量已然接近了三十万石!
在这个时代,这是一个足以令人振奋的,了不起的成就!
钢铁是帝国的筋骨,其产量的提升,意义远不止于账面上的数字增长。
朝廷能够动用的钢铁数量大幅增加,意味着可以铸造更多的兵器、铠甲来装备军队,打造更多的工具用于官营工程,修建更坚固的城防设施。
而且随着产量的提升,钢铁的市场价格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回落,这背后改进后的水排大规模投入使用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这项关键技术的推广极大地提高了鼓风效率,降低了人力成本,使得冶炼的总体成本得以控制甚至在规
模效应下有所下降。正是这种技术革新带来的成本优势,才使得官营工坊能够在投入未显著增加的情况下,实现了产量的大幅跃升。
更廉价,更易获得的钢铁,意味着农具、工具可以得到更广泛的推广和更新换代,这不仅能直接提升农业耕作和手工业生产的效率,更能间接地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活跃与发展。
而这一切,也终于让刘辩心心念念的一项重要农具:曲辕犁的造价成功下探到了三千五百钱一架。
对于曲辕犁在实际农业生产中究竟能发挥多大的威力,刘辩本人并非农学专家,无法给出精确的量化数据,毕竟这东西尚未经历过大规模农田实践的检验。
但是,它既然能在华夏农耕文明的历史长河中留下如此显赫的名声,被后世誉为标志着犁耕技术成熟的典范,那必然有其过人之处,尤其是在水网密布,田块相对狭小的南方地区,它理应比现在普遍使用的长直辕犁更具优
势,是开垦水田、提高效率的潜在利器。
在刘辩的规划蓝图中,曲辕犁将与农兵团紧密配合,共同构成南方开发战略的核心驱动力。
他迫切希望这一次的技术投入,能给南方地区的农业生产力带来一次显著的提升,让那片广袤而富饶的土地,在耕种效益上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准备以农垦兵团的名义,向少府下达订单。”刘辩召来了大司农陈琳,直接下达了指令,“初期曲辕犁的订单量,先定为三万架。”
陈琳听闻这个数量,脸上不禁露出一丝迟疑和肉痛的神色。
作为掌管国家财政收支的大司农,他对价格尤为敏感:“陛下,这曲辕犁......造价高昂,几乎是现有耕犁的两倍。它......真有传闻中那么厉害,值得如此巨大的投入吗?”
他并非有意抗旨,而是职责所在,必须为国库的精打细算负责。即便这笔钱是算在农兵团头上,不用再另行支出,但是农兵团的钱也得精打细算啊!
刘辩理解陈琳的顾虑,陈琳毕竟还没有接触过这个东西,只是耐心地解释道:“价格上,它目前确实是贵了一些,这一点朕很清楚。但是它的优势也同样突出,它操作起来更加灵活省力,能够有效减少对耕牛数量和体力的依
赖,并且能显著提升翻土地的效率。尤其是在南方那些田亩狭小、泥泞不堪的水网地带,使用曲辕犁会比现在的长直辕犁得心应手得多,这对于朝廷坚定不移的南方开发战略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曲辕犁的实物和模型早在几年前就已经由将作监制作出来,并在皇家庄园和少量试验田里进行了充分的验证,其结构也根据初期反馈进行过数轮优化,可以说技术上是成熟的,大规模生产推广不存在技术障碍。
当前唯一、也是最大的瓶颈,就在于价格。
高达三千五百钱的售价,对于普通农户而言,无疑是一笔难以承受的巨款。
让他们拿出这么多钱,去购买一个虽然听起来很好,但并未亲眼见过其大规模效用的新式耕犁,是绝对不现实的,强行推广只会引来民怨,适得其反。
刘辩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并没有急于求成,立刻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强制推行,首先就是将这批初期的三万架曲辕犁,优先配备给农兵团,让农兵团在开南方生荒地时,就能用上最先进的工具,事半功倍。
三万架犁投入实际生产,足以暴露出任何在小型试验中难以发现的设计缺陷或适应性问题,为后续的改进提供海量的一手数据。
同时,让曲辕犁的效果通过农兵团的实际使用,自然而然地展现出来,逐步改变人们的观念,为未来的民间推广铺路。
最后,大规模订单本身就有助于摊薄生产成本,同时在实际使用中发现问题,进行简化设计,也是进一步降低成本的有效途径。
“陈卿放心,这笔订单少府是不会赚钱的。”刘辩进一步解释道,“事实上,每架耕犁朕还需要从少府的内帑中额外贴补七百钱,国库只需要支付两千八百钱,就能拿下一架曲辕犁。”
这意味着仅仅是这三万架曲辕犁,刘辩就需要从少府的收入中拿出超过两千万钱来进行补贴,这是一笔巨大的投入。
他希望通过明年的春耕,农兵团就能用上这些新式犁具,让理论和规划真正在田野中结出硕果,如果没有出现问题,那南方地区的建设也就即将开始。
陈琳领命而去,将这份涉及巨额资金和重要农具采购的提案,按照流程提交至尚书台进行审议和公文审批。
然而此事却引来了尚书令贾诩的亲自过问,他并非为了阻挠,而是带着更深远的思虑来到了嘉德殿求见刘辩。
“臣贾诩,拜见陛下。”贾诩躬身行礼,姿态一如既往的恭谨沉稳。
“贾卿来了,坐吧。”刘辩指了指御案对面的席位。
“谢陛下。”贾诩依言端坐。
贾诩今天过来并非是为了反对朝廷向少府采购曲辕犁配给农兵团,这些年身在京城,也曾多次观摩过将作监的演示,甚至还主管过一段时间曲辕犁的开发工作,深知此犁在省力、高效,尤其适应南方水田耕作方面的卓越之
处,用于农垦兵团开荒拓土,实乃明智之举。
刘辩微微颔首,静待他的下文。
贾诩开门见山,道出了他真正的目的:“臣今日所请,是为了这曲辕犁的根本。”他稍作停顿,继续清晰陈述,“臣恳请陛下,允准工部全面接收曲辕犁的全部技术资料、制作图纸与工艺标准。同时臣希望尚书台能有权,开始
着手规划并尝试对曲辕犁进行更广泛的技术推广。”
他具体解释道:“臣意,并非要朝廷立刻大张旗鼓地强令民间换犁,而是应当尽快将这套成熟的技术,下发给各州刺史部、郡太守府乃至有条件的县廷,让地方政府的工曹、匠作吏员,能够尽早接触、学习、乃至尝试仿制这
项新技术。”
朝廷绝无可能,也绝无必要在中央将曲辕犁全部造好,再长途跋涉运销至天下各州郡。短距离尚可,若远至交州、益州,那高昂的运费恐怕都要数百钱,将使犁具价格倍增,完全失去推广意义。
但若地方官府,尤其是州郡一级的工匠机构能够提前吃透,掌握这项技术,情况则截然不同。一旦技术被地方消化,他们便可以就地取材,自行组织工匠进行打造。
如此则材料成本、运输成本皆可大幅降低,届时朝廷需要做的便不再是费力不讨好地运销实物,而是转变为制定标准、推广技术、引导示范。先让官府的技术体系熟悉起来,至于百姓何时愿意接受、采购,那可以慢慢来,依
靠农兵团的示范效应和口耳相传,但技术传播的渠道必须先行打通。
“将技术资料给工部,倒不是什么大问题。”刘辩爽快地答应了贾诩的请求,“稍后,我便会让少府取出实物,并制作详细的技术方案副本一并移交工部,少府那边也会派遣经验丰富的熟手工匠,前往工部进行指导教学。”
在这种关乎国计民生的农业技术推广上,不能再沿用少府垄断,待价而沽的模式,那样必然会遭到群臣以与民争利、阻碍善政为由的激烈劝谏,更何况他的目的本就不是赚钱。
农耕技艺的进步,利在千秋。即便暂时赔钱,刘辩也要将其推广出去。对刘辩来说,钱帛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将这些钱花出去后所能调动和创造出的实际资源,更多的粮食、更高效的土地开发能力才是刘辩想要看到的结
果。
解决了曲辕犁技术扩散的当务之急,刘辩顺势提出了一个他思虑已久的,更为宏大的构想,他目光炯炯地看向贾诩,说道:“贾卿,借此机会,我这边还有一个想法。工部接手此事后,不能仅仅停留在接收技术和仿制生产层
面。朕想着工部需要拿出一个长远的方案来,为天下工匠规划一个更明晰,更有前途的去处。”
他稍微停顿,组织了一下语言,开始详细阐述他的蓝图:“眼下朝廷虽已算颇为重视工匠,赏赐亦不算薄。然而始终未能建立起一套传承有序、等级分明、能够清晰衡量技艺高低的工匠体系。”
“大部分技艺传承仍依赖于父子相传,师徒相授的口口相传模式,这种方式于朝廷而言,是极为不利的。一方面,朝廷无法准确分辨工匠能力的高低优劣,在征召役使、评定赏罚时,缺乏客观依据,全凭官吏主观判断或工匠
自陈,极易产生不公和腐败。”
“另一方面,朝廷也难以对分散各地的工匠进行有效管理和调度,无法将最优秀的工匠力量,集中到最需要他们的国家工程和技术攻关之上。”这些不仅是工匠传承的弊端,也是过去朝廷在教育方面的弊端,培养人才的根基不
在朝廷手里。
现在朝廷已经初步拿回了教育权,刘辩自然是想着在工匠方面也能创造一个由朝廷控制的培养渠道。
“朕思虑良久,想着让工部牵头,拿出一个具体的方案来,核心便是建立一套评定工匠技能高低的品阶制度。”刘辩也说出了他的目的,让朝廷建立一套如同太学的体系。
他的声音提高了一些,带着一种开创历史的决心:“朕意将此体系分级设等,其中最高一级可称之为大匠!其地位当与博士品阶相同,享受与博士同等的官秩、俸禄和礼遇!”
这个提议石破天惊,在士人地位崇高的时代,将工匠的顶级称号与儒家经师的最高荣誉之一博士并列,无疑是极大的抬举和突破。
“设立大匠之阶,不仅仅是为了给予荣誉和待遇,更是要让这些技艺登峰造极者,能够引领整个行业技术的发展。他们有责任,也有义务将自己的毕生经验、独门绝技系统地整理记录下来,形成可以传授的典籍或图谱!”
“一旦这些宝贵的经验得以书面化、系统化,那么后来者的学习与培养就将事半功倍,不再完全依赖于难以保障的口传心授。技术的传承和发展才能打破门户之见,进入一个更快、更稳的轨道。”刘辩的这一番长篇大论,清晰
地勾勒出了一幅打破世俗偏见、系统化建设技术人才队伍的宏伟蓝图。
他将工匠的地位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试图用制度化的方式,确保技术的持续积累和有效传承,这不仅关乎曲辕犁的推广,更关乎整个帝国未来技术进步和工业能力的根基。
人才始终是朝廷最紧缺的资源,这一点毋庸置疑。
在刘辩这里,通读诗书算经、明晓治国安邦之道的士人是人才;同样那些掌握着营造宫室、冶炼钢铁、制作利器,兴修水利等实实在在技术的工匠,同样是国家不可或缺的宝贵人才!
既然朝廷可以设立太学,建立察举、考课制度,来系统地培养和选拔士人。那么朝廷也一定能够并且必须建立起一套相应的体系,来培养、管理和晋升工匠人才!
建立这套工匠品阶体系,正是系统化培养工匠,使其人尽其才的前提和基础!
“臣,遵旨。”贾诩略一沉吟,便躬身领命,没有任何推诿或追问细节。
他清楚地接收到了皇帝的核心意图:建立一套通行天下的、标准化的工匠技艺品阶评定与管理体系。
至于这套体系具体该如何设立?考核标准如何制定?品阶具体分几等?每一等需要达到何种技艺水平?由谁来主持考核?证明文书如何设计、颁发与管理?......
这一系列具体而微的问题,贾诩并没有在此刻逐一去向刘辩询问。
因为他明白,皇帝提出的是战略目标和国家需求,而不是一份事无巨细的操作说明书,既然目标是建立一套通行天下的体系,那么其背后必然意味着需要一套标准化、可复制的考核流程,以及由朝廷权威背书的,具有公信力
的能力证明,比如说一份证书或者别的标志。
这件事肯定不简单,甚至颇为棘手,它涉及到对传统工匠行业生态的巨大冲击,需要平衡各方利益,制定出公平且具备可操作性的细则,其复杂程度远超处理一份普通的政务文书。
但是那是工部应该去考虑和解决的事情!
在一个成熟的官僚体系认知中,皇帝的职责在于定方向、立规矩、明赏罚。
如果事事都需要皇帝亲力亲为,拿出完美无缺的完整方案,那还要他们这些尚书、丞、郎等各级官吏做什么?朝廷设立各部曹衙门,赋予其职权,就是让他们来将宏观的战略转化为可行的具体政策,并负责落实执行的。
刘辩的态度也明确地体现了这一点,他作为最高决策者,只负责提出目标与规划蓝图,指明国家需要达到的彼岸。
至于如何造船、如何架桥、如何航行,那就是执行层面官员的责任和能力的体现了。
“执行的不好,那就可以直接换人。”这是贾诩在整个尚书台改制的过程中最直接的一句话,并且坚定不移的推行这句话。
它将政策的成败与官员的个人前程直接挂钩,皇帝提供了方向和支持,你若没有能力将之实现,或者阳奉阴违、敷衍塞责,那么自然有能者居之。
“官吏连上级交代下来的任务都不能完成,那朝廷还留着这种尸位素餐的官员做什么?”这不仅是刘辩的个人风格,更是一种高效官僚体系理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这种强调责任与能力的导向,迫使官员们必须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而非仅仅充当机械执行命令的木偶。制度的设计从底层逻辑上倒逼着各级官吏必须运用智慧,克服艰难险阻,去实现由上级乃至皇帝亲自交付的战略目
标。
贾诩在主持尚书台改制与整顿的过程中,将这一理念贯彻得相当彻底。
他不仅成功地优化了流程、提升了效率,更重要的是,他将一些根本性的观念诸如“以能居位”、“以绩论赏”、“非世胄蹑高位”深深地植入了尚书台每一位官员的心中。
以往那种仅凭家世背景就能安享禄位、混迹度日的风气,在如今的尚书台已无立足之地。那些无法认同、或者无法适应这种新观念的人,都已被贾诩以各种或明或暗,但绝对符合规则的方式,清理出了这个帝国行政中枢。如
今留下来的,自然都是至少在表面上认同并能践行这套新规则的人。
正事商议已毕,殿内严肃的气氛稍稍缓和,刘辩端起茶杯,轻轻吹了吹浮沫,仿佛不经意间提起了一个轻松的话题,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
“贾卿啊,我近来似乎听闻,冀州那边......跟尚书台,闹了点小别扭?”
他语气轻松,如同在聊家常里短,但君臣二人都心知肚明,这绝非闲谈。
刘辩身为皇帝,自然有自己的信息渠道,冀州贺表被拦,以及后续可能的风声,他不可能完全不知情。但他此刻选择以这种听说的、非正式的方式提起,本身就是一种姿态:他知道,但并非通过官方正式渠道知道,因此他可
以暂时不将其作为一件需要立刻裁决的正式政务来处理。
如果他明确承认自己已知晓贺表被拦的详情,那么作为皇帝,他就必须对此事做出明确的表态,这反而会让他陷入被动。而现在他完全可以装作不知详情,乐得在一旁好好看看贾诩如何应对冀州方面的反弹,这无异于是一场
难得的高水平乐子。
面对皇帝带着调侃意味的询问,贾诩面色如古井无波,没有丝毫被戳破的尴尬或急于辩解的神色,他同样用一种平淡的口吻回答道:
“回陛下,冀州州府近日确实上报了一份文书,内容是关于秋税征收过程中各级官吏的劳绩,并依制提请朝廷考功评赏。此乃常例,臣目前正在审阅,尚在考量其内容是否详实、请功是否得当,想着要不要按例驳回,要求其
补充材料或核实细节。”
他绝口不提贺表二字,完全将此事定性为一件普通的,需要按流程审核的请功奏疏。并且他将自己可能的驳回行为,解释为基于政务处理常规的,对事不对人的审慎考量(补充材料、核实细节),而非针对冀州的政治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