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557章归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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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贝在西塘又待了三天。
    这三天里她做了很多事。先是盯着黄老虎派来的大夫给养父看了腰——大夫是个花白胡子的老头，在镇上坐馆三十年，手艺不算顶尖，但治跌打损伤很有经验。他在莫老憨的腰上揉搓了半天，贴上三副黑膏药，又开了几服活血化瘀的汤药，临走时说了句“躺半个月，不要下床，不要扛重物”，语气平淡得像在念一份已经重复了无数遍的医嘱。阿贝把大夫送到门口，塞给他两块银元，大夫推辞了一下收下了，走了两步又回过头来，压低声音说：“你爹的腰是老伤了，这回虽说不算太重，但不能再折腾了。再伤一次，以后怕是真的站不起来了。”
    阿贝点了点头，把这句话记在了心里。
    她做的第二件事，是去码头上挨家挨户地串了一遍门。她去的时候什么都不带，就带了两只耳朵。老陈家的船底板被水泡烂了，没钱修；王婶家的儿子想去镇上学木匠，拜师礼凑不够；码头最东边那家新寡的妇人带着三个孩子，最小的还在吃奶，家里连一床像样的棉被都没有。阿贝把这些都记在小本子上，一行一行，和她记上海那些太太小姐的关系名录一样工整。她以前记那些是为了在上海活下去，现在记这些是为了让西塘的码头活下去。说到底，都是活下去，只是换了一个地方。
    “阿贝，你记这些有什么用？你又不是镇上的保长。”老陈头一边补渔网一边问她，语气里带着善意的揶揄。
    “保长不会管你家船底板的事。”阿贝头也不抬地继续写字，“我管。”
    老陈头愣了一下，然后低下头继续补网，嘴里嘟囔了一句什么，声音太轻，阿贝没有听清。但旁边的王婶听清了，他说的是——“老憨上辈子烧了什么高香，捡了这么个闺女。”
    阿贝听到了“老憨”和“闺女”四个字，假装没有听到，继续写字。但她握着笔的手指微微收紧了一下，那一行字的末尾有一个不易察觉的抖动。
    第三天傍晚，阿贝收拾好了回上海的行李。还是那个帆布袋，还是那件藕荷色的绣花衬衫，银簪子插在发髻上，简单利落。养父靠在床头，看着她忙前忙后地把行李归整好，把大夫开的药一包一包地分好，把养母要用的柴米油盐都备齐，嘴里叼着旱烟杆一言不发。直到阿贝走到床边跟他告别，他才把烟杆从嘴里拔出来，在床沿上磕了两下，磕掉烟灰，说了三个字。
    “别太累。”
    阿贝弯下腰，替他把滑到胸口的被子拉上来，掖好被角，手指停留在他花白的头发上，轻轻拢了一下。“爹，上海的绣坊新接了一笔单子，下个月发了工钱我就寄回来。你的腰没好之前不要下床，码头上的事我已经跟老陈叔说好了，他会帮你照应着。”
    她直起身来，握了握养母的手，转身朝门外走去。身后传来养父咳嗽两声后沙哑的声音——“到了上海记得来信”。她没回头，只抬起手在肩头挥了挥，像是拂去西塘河面上一片柳絮。
    走出家门的时候，码头上已经聚了不少人。没有人组织，也没有人通知，但他们不约而同地放下了手里正在修补的渔网、正在晾晒的鱼干和正在搓洗的衣裳，站在码头边上，站成长长的一排。老陈头手里拎着两条新打上来的鲈鱼，鱼鳃还在翕动，用草绳从鱼嘴里穿过去，递给阿贝，让她带到上海去吃。王婶塞过来一包自家晒的红薯干，用旧报纸裹着，报纸上沾着红薯的糖霜，黏糊糊的。就连那个家里最穷的新寡妇人，也抱着一件亲手缝制的土布棉背心等在路边，硬要塞到阿贝的帆布袋里，说上海冬天湿冷，贴身的衣裳总要多一件。阿贝推辞了好几次，最后还是拗不过，一一收下，帆布袋被塞得满满当当。
    这些人一年前也是这样站在码头上送她去上海的。那时候她还是个什么都不懂的乡下丫头，帆布袋里只装着两件旧衣裳和养母给她的两块银元，码头上的人看着她，眼神里都是担忧——“一个丫头片子去上海能干什么”，“别被人骗了”，“实在不行就回来”。那时候的“回来”两个字，是一个退路，一个失败之后可以钻回去的壳。但这一次不一样了。这次码头上的渔民们看她的眼神里不再是担忧，而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期盼——“阿贝去了上海，码头的日子就好过了”“阿贝说的那个绣品作坊，是真的吗？”“回头卖了绣品挣了钱，我也让我家丫头去上海学手艺。”阿贝这个名字，在他们嘴里变成了一个开头，一个可以把日子往好处过的、实实在在的开头。
    阿贝从他们中间走出去，每走几步就被拉住说几句话，从家门口到码头渡口这短短百十步路，硬是走了小半个时辰。走到渡口的时候，她回头看了一眼西塘——河水还是那条河水，码头还是那座码头，樟树上的“黄”字还在，但风吹过来的味道变了。以前的风里都是腥味和霉味，现在她闻到的，是傍晚炊烟里新米的甜香。
    渡船缓缓驶离码头，艄公摇橹的吱呀声和船头破开水面激起的水响在暮色里传得很远。阿贝站在船尾，看着西塘的轮廓一点点变小——那片熟悉的棚屋变成了灰蒙蒙的一小团，码头上的人群散去了，老樟树也看不清了，只剩下渡口那一盏刚点起来的灯笼，在薄暮里像一颗低垂的星。她把帆布袋往肩上提了提，那包红薯干的甜香从报纸缝隙里渗出来，和鲈鱼的腥味、草绳的涩味混在一起，构成了一种说不出名字的气味。这种气味不属于上海，也不完全属于西塘，像两种生活在某个交界处发生了短暂的化学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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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背包里还有一样东西压在所有礼物下面，是黄老虎托人送来的。临走前他那个黑脸护院特意跑到码头，递上一张油纸包着的硬卡片，说是黄爷从省城弄来的“烫金名片”。上面印着她的名字，头衔是“西塘绣品作坊·阿贝师傅”，背面还印着一行小字——“持此片者，黄家码头一切事宜优先办理”。阿贝把名片拿起来看了看，正面是中规中矩的楷书，背面那行小字却带着几分江湖气，一看就是黄老虎自己的主意。她嘴角动了动，不知是想笑还是想叹气。那个在码头上刻了十几年“黄”字的人，如今也开始学上海商会的做派了。人啊，只要给他一个台阶，他比谁都更想往高处走。
    船到岸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阿贝换了两趟牛车，在第二天下午赶到了火车站。从西塘到上海的火车她坐过很多次了，以前每次坐这趟车，她的心情都是沉的——来上海是为了讨生活，回西塘是为了还债，来来去去都是负担。但这一次不一样。她靠在车窗上，看着窗外的田野和村庄飞速后退，心里想的不是还债，而是种地。她在西塘撒了一把种子，不知道能不能长出来，但至少种子已经埋进土里了。黄老虎的名片、码头上渔民的眼神、养父床头那几副黑膏药，都是种子。她回上海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件：给这些种子浇水。
    火车在第三天的清晨驶入上海站。阿贝拎着帆布袋走下站台，混入清晨赶早班电车的人群中。弄堂里卖早点的摊子已经摆出来了，热腾腾的豆浆冒着白气，油条在铁锅里滋滋地响，卖菜的小贩挑着担子沿街叫卖，电车的铃铛声和报童的吆喝声交织在一起。上海的清晨永远是这样——嘈杂、拥挤、生机勃勃，每个人都在赶路，每个人都在谋生，没有人会多看你一眼。
    阿贝沿着熟悉的路线往绣坊走，走到半路忽然停下脚步，拐进了路边一家卖笔墨纸张的店铺。她买了一张信纸、一个信封、一张邮票，借了店里的笔和墨水，站在柜台旁边飞快地写了一封短信。
    “爹、娘：已到上海，勿念。黄家没有再为难码头，大夫开的药要按时吃。爹的腰没好之前不要下床，不要扛重物。娘的红薯干我收到了，甜得很。我在上海一切都好，下月发工钱就寄回来。阿贝。”
    她把信封好，贴上邮票，塞进街角的邮筒里。信封落进邮筒发出一声轻轻的闷响，像一颗石子落进了很深很深的水里。她站在邮筒前多停了两秒，然后转身朝绣坊走去。
    绣坊的门已经开了。老板娘正站在门口指挥搬运工卸一批新到的绸缎，远远看到阿贝拎着帆布袋走过来，先是愣了一拍，然后把手里的货单往伙计怀里一塞，双手叉腰，扬起嗓子喊了一声——“阿贝！你这丫头还知道回来？我还以为你被西塘的河水冲跑了呢！”
    阿贝走到她面前，从帆布袋里摸出那条用草绳穿着的鲈鱼，放到老板娘手里。“给您的。老家的鱼，新鲜得很。顺便跟您商量一件事。”
    老板娘低头看看手里还在甩尾巴的鲈鱼，又抬头看看阿贝眼睛里那道她越来越熟悉的光，叹了口气：“每次你用这种语气说话，我就知道有人要倒霉。说吧，这回又是谁？”
    “没人倒霉。我想在绣坊里多开一个工位，收两个西塘来的徒弟，手艺我教，工钱我出。另外——”阿贝把帆布袋放在地上，从里面拿出那张烫金名片，递到老板娘面前，“西塘那边要办一家绣品作坊，将来做出来的东西直接销到上海，货源稳定，价格公道。您是上海绣业界的老前辈，眼光比我远，人脉比我广，我想请您做个中间人，帮我把这条线跑通。”
    老板娘接过名片，翻来覆去地看了两遍，目光在“西塘绣品作坊·阿贝师傅”那行字上停了很久。然后她抬起头，用一种从来没有用过的、带着三分感慨七分佩服的眼神看着阿贝，把名片小心翼翼地收进了围裙口袋里。
    “出去三天，回来连名片都印好了。你这丫头，去的时候说‘我爹被人欺负了’，回来的时候说‘我要给西塘开一家绣坊’。等你下次再回西塘，是不是该给我们上海的绣坊也揽一桩大生意了？”
    阿贝笑了，露出两个浅浅的酒窝，那个笑容和她从黄家大院走出来时一模一样——被压了很久的、终于决定不再压着的、带着一点疲惫但更多是踏实的笑容。“老板娘，您别急。我爹说了，铁打的也会生锈。我回来，就是给他除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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