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教授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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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室不大。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个书架，一台老式台扇。书架上塞满了书，中文译本挤在一起，把隔板都压弯了。墙上挂着一幅字，写的是“实事求是“四个字，落款是程教授自己的名字。
    程教授坐在桌子后面，陶爱民坐在对面。两个人隔着一张桌子，桌上摆着两杯茶。
    搪瓷杯里的茶叶梗竖在水里，像一根针。
    程教授没有马上说话。他喝了一口茶，把杯子放下，然后看着陶爱民。看了有十来秒。
    “陶爱民。你哪年生的？“
    “一九七二年。“
    “今年十八。“
    “嗯。“
    “你刚才说的那三句话——“程教授停了一下，像是在斟酌措辞，“不像是十八岁的人能说出来的。“
    陶爱民没接话。
    “我不是说你抄了谁。“程教授说，“我是说那三句话的分寸。第一句讲效率，第二句讲公平，第三句讲边界。三句话不多不少，每句都在点子上。这不是书读得多就能说出来的——这是有阅历的人说的话。“
    陶爱民看着茶杯里的茶叶梗。
    “我从小在农村长大，“他说，“见的多了。“
    程教授盯着他看了几秒。
    “我教了四十年书，“程教授说，“见过聪明的学生、刻苦的学生、背书背得快的。但你这种——“他想了想，“你这种看问题的方式，不像学生。“
    陶爱民没说话。
    “我不是要盘问你。“程教授笑了一下，皱纹在眼角堆起来，“我是想了解你。你愿不愿意说，是你的事。“
    “程老师，“陶爱民把茶杯放下，“有些事我没法跟您说清楚。但我可以保证一点——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自己想明白的，不是背来的。“
    程教授看了他半晌。然后点了点头。
    “行。我信你。“
    他伸手从抽屉里抽出一张纸，推过来。纸上印着几行字，是学校的红头文件：“东江大学第一届学生学术论文竞赛通知“。题目方向写的是：“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这个竞赛，十二月初截稿。你写一篇论文参加。“
    陶爱民看了看通知。没有马上答应。
    “题目大。“他说。
    “大题小做。“程教授说，“你今天说的那三句话，扩展开来就是一篇论文。别写空的，写你自己的观察。你有观察。“
    陶爱民想了一下。“我可以试试。“
    “不是试试。是写。“程教授语气不重，但不留余地，“你这个脑子，不写可惜了。“
    他顿了一下。手指在桌面上敲了两下，像是在强调什么。
    “你这个脑子，将来要么去做官，要么去做学问。“
    陶爱民手一顿。
    “做官的话，“程教授端起茶杯，“记住你今天说的那三句话。“
    陶爱民看着他。程教授的眼睛浑浊，但里面有东西——是四十年教书生涯练出来的那种穿透力。不是锐利的穿透，是慢的，像水渗进土里。
    “做学问也行。“程教授接着说，“但做学问的人，嘴巴上要多一层把门的。今天你当着全班说那三句话，没问题——这里是学校，说什么都行。以后到了外面，说每一句话之前都得多想三秒。“
    陶爱民站起来。“程老师，我记住了。“
    “坐着。“程教授摆了摆手，“茶还没喝完呢。“
    他又坐下来，端起杯子。
    两个人喝了一会儿茶。没说话。窗外的阳光斜进来，照在程教授的花白头发上，发丝边缘亮着一圈银光。楼下操场有人在喊什么，隔着窗户听不真切。
    “程老师，“陶爱民开口了，“那个论文竞赛，我想写一个方向。“
    “说。“
    “计划与市场的边界。不写理论，写案例。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写，写到乡镇企业，再到现在的国债流通市场。每一个案例里，计划退了一步，市场进了一步，但退到哪里、进到哪里，是有边界的。“
    程教授放下茶杯，看着他。
    “国债流通市场？“他问，“你研究过这个？“
    “看过一些数据。“
    “什么数据？“
    “上海和临江的国债柜台报价。从今年一月抄到十月。“陶爱民说得很平，“价格在涨，但涨幅在收窄。水灾以后涨幅重新拉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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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教授沉默了几秒。
    “你一个一年级学生，在抄国债报价？“
    “抄了快一年了。“
    程教授又看了他几秒。这次看得比刚才长。
    “好。“他说，“你就按这个方向写。数据我来帮你把关。“
    “谢谢程老师。“
    陶爱民把茶喝完，站起来告辞。
    “论文的事，你放心写。“程教授也站起来，送到门口，“写完拿来给我看。别拖到截稿前一天。“
    “不会。“
    他出了办公室，下楼。
    楼梯间的光从天井里漏下来，四四方方的一块，打在水泥台阶上。他一步一步走下去。
    做官。程教授说他适合做官。他确实适合。这一世打算做官。但这次，要做个不一样的。不一样在哪里？在那三句话里。
    不是今天想出来的。
    是很久以前，在一间六平方米的屋子里想出来的。一张铁床，一个塑料桶。三年里什么都想过，最后想明白的就是那三句话——初次分配要让干活的人拿得多；再分配要让干不动的人活得下去；有些东西不能全交给市场。那三句话，是用半辈子的教训换来的。
    今天他说出来了。在一间大学的教室里，对着一群十八岁的学生和一位六十三岁的老教授。说得比在那间屋子里想的时候还平静。
    他走出教学楼。十月的阳光打在脸上，暖的。
    然后他想起来——国债。国债价格的高点在十一月底到十二月初。水灾后的行情，会在年底到顶。他得在十二月卖掉。不是现在，再等一个月。
    回到宿舍，他从枕头底下抽出硬皮本。翻到国债数据那一页，上海和临江的报价一条一条排着，最新的数据是上周抄的——一百零八点五。
    七个月，从一百零一抄到一百零八。两万九的本金，账面浮盈快一千五了。到十二月卖掉，总收益可能到两千以上。这是他第一笔真正的投资收益——不是靠工资攒的，不是靠勤工俭学抠的，是靠判断力赚的。
    他从笔袋里抽出一支笔，在国债数据那一页的空白处画了一个圈。
    圈住的不是某一个数字。是整页。
    这页上的数据，他看了大半年了。从一百零一到一百零八，一条一条，像潮水涨上来的水痕。
    周文远从上铺探头下来，看了一眼。“老陶，你在画什么？“
    “画个圈。“
    “什么意思？“
    “到时间了。“
    周文远“哦“了一声，缩回去了。他没问“什么到时间了“。知道问了也白问。
    陶爱民把硬皮本合上，塞回枕头底下，躺下来。
    那三句话不是今天才想出来的。是在一间六平方米的屋子里，对着天花板想了三年才想明白的。这次，他要在还没走进那间屋子之前，就把那三句话记住。
    窗外有人在喊：“陶爱民——陶爱民——电话。“
    他翻身下床，趿着拖鞋下了一楼值班室。
    值班室老头递过听筒：“经济系的，说是你辅导员。“
    “喂？方老师？“
    方老师的声音从话筒里传过来，带着杂音。“陶爱民，你上次募捐的事——学校想推一个救灾先进个人，你考虑一下。“
    “不了，方老师。真的不了。“
    “你考虑考虑。“
    “不考虑。“他停了一下，“方老师，我捐那五十块钱不是为了评先进的。评了就不是那回事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
    “行。“方老师说，“我知道了。“
    挂了电话。他把听筒放回去。值班室的老头在听收音机，收音机里在播新闻——灾后重建进展，某某省拨付多少救灾款。
    灾后重建。拨付。救灾款。这些词太熟了。
    他转身回楼上，拖鞋踩在水泥楼梯上，啪嗒啪嗒响。
    回到宿舍，他没再翻硬皮本。躺下来，闭上眼。
    脑子里转的不是国债。也不是程教授。
    是苏晓晴借书卡上那几行字。四本书，两个方向。一个种果树的姑娘，在借国债的书。
    他想起自己说过的话——“回头我帮你找本书。“
    他还没还这个承诺。
    明天是周一。她说周五还书。今天周五。
    那本《国债理论与实务》，该还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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