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章：破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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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2章：破千(第1/2页)
    五月十四号，系办公室的长途电话找到陶爱民。传达室老头扯着嗓子在楼下喊了三遍，他从四楼跑下去接，话筒里是宋头的声音，隔着几百公里，有点哑。
    “破一千了。“
    四个字，说完就是电流声，滋滋啦啦。
    “营业部里空得很，行情板上一大片绿。上个月还有人喊着抄底，这个月没人吭声了。“宋头顿了顿，“涂老板让我跟你说一声。账上没你的东西了，就是报个信。“
    “知道了。谢谢宋哥。“
    挂了电话，他站在传达室门口没动。五月的太阳照在水泥台阶上，白花花的一片，晃眼。
    一千五百五十八，跌到一千。四个月，跌掉三分之一还多。
    他回宿舍，从枕头底下摸出那个贴满剪报的本子，翻到二月中那页。评论员文章的标题抄在正中间，《警惕证券市场的非理性繁荣》。他从这一页往后，用铅笔拉了一张表，三栏：日期，报纸怎么说，指数在哪里。
    二月十六，一千五百五十八，历史新高。
    二月二十二，评论员文章，第一次出现“投机过热“，第一次出现“泡沫“。
    三月，“加强监管“的提法见了三回报。
    四月，地方报纸开始登股民来信，标题都是现成的——《我被套牢的一百天》。
    五月十四，破一千。
    表拉完，铅笔搁下。他对着那张表看了很久，又把本子往前翻，翻到去年抄的那些版面。一个字都没抄错。
    字在先，数在后。报纸上的字是风向，指数是船。船头调过来总要比风慢半拍——可只要风换了，就没有不转的船。
    食堂那块抄行情的黑板还在老地方，粉笔字停在四月中，没人再往上写。一半的字被袖子蹭花了，剩下的几个数字孤零零地挂着，像退潮后搁在滩涂上的几条鱼。
    打饭的时候他碰见了赵老师。教投资学的赵老师排在队伍中间，端着搪瓷缸，打了二两饭、一个素菜，菜只要了半份。两个人的目光碰了一下，赵老师点了点头，很快把头别过去了。三月份的时候，赵老师账户上是三万快四万。他没打招呼。这种时候，不打扰就是体面。
    晚上路过宿管室，老陈头隔着窗户招手，叫他进去，压着嗓子，脸上有点挂不住。
    “小陶，你上回说的……我儿子，套住了。“
    “套了多少？“
    “三万六。“老陈头的两只手在膝盖上搓，“媳妇跟他吵，吵得回娘家了。他还不服，说再借点钱摊低成本，跌一块补一块，总有一天补回来。“
    “陈叔，让他先回答三个问题。“陶爱民说，“这钱三年之内用不用？借来的钱还不还得起？再跌一半他睡不睡得着？三个问题里有一个答不上来，就一个字——停。“
    “停了，钱能回来吗？“
    “停了，就不会更坏。“他说，“套在里头的，是市场的账；再往里填的，就是自家吃饭的账了。两本账不能混。“
    老陈头叹了口气，连连点头，末了又看了他两眼，觉得这话不像二十岁的人说的。到底没问。
    黄伟也来问过一回。六月初，天热了，他摇着蒲扇进寝室：“跌成这样，是不是底了？我想抄一把，把去年亏的那三个月补回来。“
    “去年亏的三个月生活费，补回来了吗？“
    蒲扇停了。“……还没。“
    “那就别想抄底。“陶爱民说，“底是给手里有粮的人猜的，不是给借粮的人猜的。窟窿没堵上的人，先补窟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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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伟张了张嘴，没词，摇着扇子走了。走到门口又回头：“那你说，这市场到底谁挣钱？“
    “守规矩的人。“
    “守什么规矩？“
    “拿得起，放得下，亏得起。三样占全了，才轮得着说挣钱两个字。“
    黄伟站在门口琢磨了一会儿，觉得这三个“得起“，比一学期的《证券概论》都硬。
    期末前一周，程教授把他叫到办公室。旧风扇在头顶吱呀吱呀地转，桌上摆着他的成绩单，三年了，名次一直在前头。
    “论文选题定了吗？“
    “定了。“他从书包里抽出一页纸，双手递过去。题目是他誊过两遍的——《关于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份额的思考》。
    程教授接过去看了很久，抬眼：“现在做证券的题目时髦，材料多，好发表，答辩也讨巧。你这个题目，数据少，口径乱，吃力不讨好。“
    “数据少，说明这一块被忽视了。“陶爱民说，“被忽视的地方，才有真问题。“
    “你想过它为什么被忽视吗？“
    “想过。“他停了一下，“因为分蛋糕的人，不太愿意让人算蛋糕。“
    风扇吱呀吱呀。程教授把那页纸对折，压到镇纸底下，看着他，看了足有半分钟。
    “跟我读研。这个题目，给你三年，做得像样。“
    “我明年就工作。“
    “工作了也把这个题目记着。“程教授说，“哪天你真把它算明白了，你写出来的就不该是论文了，是方案。“
    他把这句话带出了办公室。方案两个字，比论文重。
    六月底，毕业生楼前天天有人拍照。啤酒瓶子晚上从台阶上滚下去，叮叮当当响到后半夜。有人在走廊里唱歌，唱着唱着就哭了。
    刘警戒来找他，手里捏着一张纸，隔着老远晃了晃。
    “定了。汉丰市局。先下清源县刑警队，锻炼一年。“
    “清源。“陶爱民把这两个字重复了一遍。
    “怎么，你去过？“
    “我家就在清源。红旗镇。“
    刘警戒一巴掌拍在他肩膀上：“那敢情好，地界上见！“他左右看了看，把声音压低了些，“我爸说了，县里那地方人情大过天，下去头一件事，把'不'字练好。“
    “练好'不'字，比练好枪法难。“陶爱民说，“枪法天天有人教你，'不'字没人教，得自己教自己。“
    “你又来。“刘警戒笑骂了一句，忽然收了笑，正色道，“对了。你去年让我记的那个何建平——上海那边，出事了。“
    陶爱民站在台阶上没动。夏天的风从梧桐叶子里穿过来，热烘烘的，带着一股晒蔫了的青气。
    金丝眼镜后面那双亮的、野心勃勃的眼睛，他闭着眼都能想起来。
    “什么时候的事？“
    “就这几天。“刘警戒说，“听说是爆仓了。明天细说，我今天还得去系里办手续。“
    刘警戒走了。陶爱民在台阶上又站了一会儿，抬手摸了摸口袋里那个巴掌大的本子。
    本子上有一页，写着“何建平，1993年3月，上海，杠杆“，后面跟着三个字：待观察。
    现在，观察出结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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