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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林马上召开了省府会议，几个副职包括政法委书记，纪委书记等等都到场了，会议由王文林主持，简怀文把四清运动的红头文件给发了下去，
王文林清了清嗓子。
“今天大家也看到了，中枢派来了工作组，而且第一站就到了咱们闽南，这说明中枢对我们的工作是不满意的。
书记去开会前曾经叮嘱过我，这次的运动一定要认真负责的贯彻下去，后来我思来想去，觉得咱们闽南和其他的省份不一样。
咱们是面对湾湾的前线，所以乱不得，也就......
大宝挂断电话后，没有立刻行动。他坐在桌前，将那张匿名纸条平铺在玻璃板下，用台灯从斜上方照着，试图分辨墨迹渗透纸背的深浅变化。这种习惯源自他早年做档案修复时的经验??许多秘密藏在字与纸的夹层里，而悔恨往往比谎言更难掩饰笔触。这行字写得工整却不僵硬，横折处略有迟疑，像是右手微颤的人强自镇定的结果。他轻轻摩挲着“共谋者”三个字，指尖传来粗糙的触感，仿佛能摸到半个世纪前被揉皱又展平的公文纸。
林小满推门进来时，手里拎着两个热腾腾的肉包子。“吃点东西吧，”她说，“你已经盯着这张纸看了两个小时。”她把包子放在桌上，顺手拉开抽屉取出放大镜，“你觉得这是真的？”
“不真的人不会说自己是‘共谋者’。”大宝接过包子，却没有动口，“真正的隐瞒者永远把自己打扮成执行命令的小人物，只有真正握过笔、改过数据的人，才敢用这个词。”
林小满沉默片刻，低声问：“那你打算怎么找那个卖糖葫芦的老人？解放路127号，听起来像随便编的地名。”
“不是随便。”大宝打开电脑，调出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的老城区地图，“你看这里，解放路原名西大街，1956年才改名。127号在当年是县委宣传部打字室所在地，旁边就是机关食堂。一个打字员每天要打印上百页文件，所有删改过的灾情报告都从他手指下流出。如果他还活着，大概率会留在原地??人老了，走不动了，就靠熟悉的街角过日子。”
第二天清晨五点，天还未亮，两人已坐上开往保定的绿皮火车。车厢里弥漫着泡面和汗水混合的气味，几个农民工模样的男人蜷缩在座位上打盹，头顶行李架上挂着鼓鼓囊囊的编织袋。林小满靠着窗睡着了，额头抵着冰凉的玻璃。大宝望着窗外飞逝的黑暗，脑海里浮现出那位匿名写信的老党员年轻时的模样：戴着圆框眼镜，穿着灰布中山装，在油印机前一页页校对“群众情绪稳定”的通报，而窗外，饿得发昏的孩子正扒着县委大院的铁门。
七点半，他们抵达保定站。按照地图指引，步行四十分钟来到莲池区解放路。这条街早已不复当年机关重地的威严，两旁挤满了小摊贩和老旧居民楼。清晨的雾气中，一位裹着军大衣的老人正支起木架，挂上一串串红亮的糖葫芦。竹签插在泡沫箱里，山楂裹着晶莹的糖壳，在晨光中泛着微光。
大宝停下脚步，仔细打量老人的脸。他约莫八十五六岁，脸上沟壑纵横，左耳缺了一小块，据说是冬天挨批斗时被雪地里的碎石划伤。他的动作很慢，但熟练，每一串糖葫芦都码得整整齐齐，像是仍在排版打字。
“您这儿糖葫芦怎么卖？”大宝走上前，声音放得很轻。
“一块五一串，学生八毛。”老人头也不抬，手继续整理竹签。
“我记得小时候，您这儿还卖过山药豆的。”
老人的手顿了一下，缓缓抬头，浑浊的眼睛在大宝脸上停留了几秒，又移向林小满。“谁告诉你的？”
“一个老同志。”大宝说，“他说您打字打得准，连领导念错的字都能纠正。”
老人的眼神变了。他慢慢收起最后一串糖葫芦，低声说：“今天不卖了。”转身推着小车往巷子深处走去。
他们跟了上去。老人带他们穿过一条狭窄的胡同，推开一扇掉漆的铁门，进入一间低矮的平房。屋里陈设简单：一张木床、一个书柜、一台老式收音机。墙上挂着一幅泛黄的奖状，写着“1958年度先进工作者”，落款是“保定县委办公室”。
“我知道你们会来。”老人坐下，点燃一支烟，“老周终于开口了。他比我有胆量。”
“您认识他？”林小满问。
“当然。”老人吐出一口烟，“我们共事三年。他是笔杆子，我是打字员。他写什么，我打什么。‘饿殍遍野’改成‘生活困难’，‘人相食’改成‘个别极端案例’，‘全县死亡率达百分之三十’改成‘人口自然波动’……这些话，都是我们亲手造出来的。”
大宝从包里取出录音笔，轻轻放在桌上。“您可以不说，也可以不说全。但我们想记录下真实。”
老人盯着录音笔看了很久，忽然笑了：“你们以为我在怕政府追责？我都快进土的人了。我怕的是，说了也没人信。”
“我们会让更多人听见。”大宝说。
老人掐灭烟头，开始讲述。
1959年冬，保定地区连续三个月无有效降水，加上征购任务层层加码，农村开始出现大规模浮肿病。到了1960年春节前后，莲池公社上报死亡人数已达两千余人，但县委要求“控制舆论”，所有医院不得开具“营养不良”或“饥饿致死”的诊断证明。老人所在的打字室接到命令：统一改为“急性肠胃炎”“突发心脏病”等常见病因。
“最狠的一次，”老人声音低沉下来，“是三月初，有个村支书实在看不下去，写了份实情报告递上来。上面批示：‘此件阅后即毁，相关人员思想整顿。’那天晚上，我和老周一起烧文件。火盆摆在院子里，风很大，火星子飞得到处都是。那份报告有十七页，全是名字和死因。我一边烧一边记，记下了三百二十八个名字。后来我把这些名字抄在一本《毛泽东选集》的空白页上，藏在墙缝里。”
他起身走到书柜前，抽出一本破旧的《毛泽东选集》，翻开扉页。里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小字，按村庄分类，每行一个人名、年龄、死亡日期。
“这本东西，我藏了六十二年。”老人抚摸着纸页，“每年清明，我都默默念一遍。我不敢烧，也不敢拿出来。可现在，我想让它见见光。”
林小满眼眶红了。“我们可以数字化保存，原件由您保管，或者交给我们代为封存。”
老人摇头：“原件留给后代。我要活一天，就守一天。但我可以口述，把我记得的都说出来。”
当天下午，他们在附近宾馆租了一间安静的房间，架起设备进行正式录音。老人一口气讲了四个小时，从粮食报表造假流程，到上级如何施压媒体封锁消息，再到自己如何在深夜偷偷保留原始数据副本。他说，当时省委曾下发一份内部通知，明确指出“灾情严重地区须确保对外宣传口径一致，必要时可采取强制措施防止信息外泄”。
“我们不是不知道真相，”老人最后说，“是我们选择了闭嘴。那时候，一句真话能让你全家倒霉。可现在不一样了，是不是？”
“不一样了。”大宝轻声回应，“有人开始愿意听了。”
回到北京后，他们立即着手整理保定录音，并将其纳入“萤火行动”的核心资料库。与此同时，“百人口述直播计划”第二场如期举行。这一次，那位保定老人以剪影形式出现在屏幕上，声音经过变声处理，背景是一幅缓缓飘落的雪花动画。
他说：“我不是英雄，我只是个懦弱的见证者。但我今天终于敢说：我们骗了历史，也骗了自己。那些死去的人，不该被抹去。”
直播结束时，弹幕如雪崩般涌来：“谢谢你敢说”“我爸也是打字员，他临终前一直喊对不起”“妈妈，我现在明白你为什么总把饭粒捡起来吃了”。
然而，风暴也随之升级。
第三天上午，南锣鼓巷驿站门前突然停下一辆黑色轿车。一名自称“文化安全协调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递来一份红头文件，称“春泥记忆中心”涉嫌“非法持有国家机密材料及组织未经批准的公共传播活动”，责令立即停止运营，并接受调查。
大宝依法签收文件，全程录像，并当场致电律师。对方未留下姓名便匆匆离去。但当晚，网站备用域名再次被屏蔽，社交媒体账号集体冻结，甚至连合作的公益图书馆也开始撤下相关展览物料。
“他们在系统性清除痕迹。”林小满翻看监控录像，发现过去一周内，已有七拨身份不明人员在驿站周围徘徊拍照，“连快递都不让进了，我们怎么接收新资料？”
“那就不用快递。”大宝打开一张全国地图，用红笔圈出二十个城市，“我们建立‘信使网络’：每个城市找一名可信志愿者，定期面对面交接资料。实物由专人护送，数字内容通过离线U盘传递。就像抗战时期的地下交通线。”
林小满眼睛一亮：“还可以结合乡村电影放映队，在胶片结尾插入五分钟口述影像，观众看不见来源，但能看见真相。”
计划迅速推进。两周内，二十条“记忆信道”悄然成型。山东枣庄的退休教师每周骑电动车往返六十公里，运送胶卷和日记；四川凉山的支教老师利用家访机会，收集彝族老人口述史；内蒙古牧民用骆驼驮着硬盘穿越戈壁，送往下一个节点。
更令人意外的是，一些曾持怀疑态度的知识分子也开始转变立场。一位知名历史学者匿名寄来一封信：“我曾撰文驳斥‘非正常死亡’说法，依据的是官方统计数据。但现在我看到了原始档案??你们是对的。请允许我以个人身份参与校对工作。”
与此同时，国际反响持续发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口头遗产保护委员会”发来正式函件，表示愿将“春泥记忆项目”列入“全球濒危记忆名录”，并提供技术援助。德国一家纪录片团队秘密拍摄的《沉默的证词》在柏林电影节首映，获得特别评审奖，影片结尾打出一行字：“本片素材来源于中国民间自发的记忆守护者。”
压力与支持交织，大宝却愈发清醒。他知道，这场战斗不是为了对抗谁，而是为了让那些从未被命名的生命，拥有一次被称呼的机会。
四月初的一个傍晚，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妇人在两名年轻人陪同下来到驿站。她叫陈玉兰，河南信阳人，1960年时是县医院护士。她带来一只锈迹斑斑的铁盒，里面装着三十七张泛黄的病人登记卡，每一张背面都用铅笔标注了真实死因：“饿死”“吞观音土致肠梗阻”“母子同亡（母亲食胎盘）”。
“我当时不敢写在正式病历上，”老人颤抖着说，“只能偷偷记下。我以为没人会看，可我一直留着。现在，我九十岁了，我不想再当沉默的帮凶。”
大宝郑重接过铁盒，安排专人扫描归档。当晚，“百人口述直播计划”第三场特别专场开启，主题为“白衣者的良知”。陈玉兰虽未露面，但她录制的声音透过耳机传遍全国：“医学誓言说‘不伤害’，可我们给饿极的病人开‘维生素片’，明知道那是淀粉丸。我们配合同谋，因为我们怕失业，怕被打成右派。今天，我请求原谅??不仅是为我自己，也为所有低头写字的同行。”
那一夜，超过三百万人在线聆听。许多医生留言：“我们在抗疫时宣誓过希波克拉底誓言，可从未学过如何面对制度性谎言。”
风波未息，新的线索又至。
一周后，甘肃马营镇张桂芳的孙子张建军来电，称村里一位九十三岁的老支书临终前交代家人：“坟后榆树下埋着一本账本，记的是哪户交了多少粮，哪户饿死了几口人。交给南锣鼓巷的大宝同志，就说……我对不起乡亲。”
大宝亲自带队前往。在村民协助下，他们在老榆树根部挖出一个陶罐，内有一本用油纸包裹的笔记本。翻开第一页，赫然写着：“1959年秋征任务：每亩征粮四百斤。实际亩产不足百斤。全村共饿死四十一人，其中儿童十九名。”
这份账本成为“饥饿不是传说”线下展览的核心展品之一。展览最终选址于杭州一座废弃纺织厂改造的艺术空间，为期一个月。入口处设置一面“名字之墙”，镌刻着目前已知的五千零二十三个死者姓名；展厅中央摆放着三百七十二封信的原件复制品，参观者可戴上耳机聆听朗读；最深处是一间黑暗房间，墙上投影不断滚动播放各地寄来的老照片：空碗、瘦童、荒田、坟堆……
展览开幕当天，三千余名观众冒雨前来。有人跪在名字墙前献花，有人抱着孩子低声讲解，还有位老人站在干馍片展柜前泣不成声：“这是我娘留给我的最后一块吃的……她自己喝观音土汤。”
尽管官方未作任何表态，但媒体暗流涌动。多家地方报纸以“民间记忆工程引发社会反思”为题进行报道，某央媒微博短暂转发相关内容后迅速删除，却已被截图广泛传播。
五月的第一个清晨，大宝收到一封来自海外的邮件。发件人是一位定居加拿大的华裔教授，其父出生于河南驻马店，1960年死于饥荒。“我母亲一生未再提那段往事，直到去年去世前，她拉着我的手说：‘告诉你儿子，我们不是懒，不是笨，是被人夺走了命。’感谢你们让我父亲的名字出现在你们的数据库里??SWQ-ZMD-193，李德福，男，42岁，死因：饥饿引发的心力衰竭。”
大宝读完邮件，推开窗户。北京的春天终于来了，槐花香气随风飘入屋内。他打开日记本，写下新的一行：
>“历史不是任人涂抹的墙，而是无数个体生命的总和。当我们开始倾听那些曾经被silence的声音，重建的不只是过去，更是未来的良知底线。
>这条路还很长，但每一步，都有人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