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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9章舆论(第1/2页)
莫尔戴上眼镜，拿起报纸，开始读。客厅里安静下来，只有翻动纸张的沙沙声。
巴鲍德坐在旁边，等着，看着老朋友的眉头微微皱起来，又松开，又皱起来。读完那封信，莫尔把报纸放下，摘了眼镜，没有说话。
巴鲍德等了一会儿，终于忍不住开口了。“人家年纪轻轻的，比你勇敢得多。”
莫尔看着她。巴鲍德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嘴角带着一点笑，那笑容里有促狭，也有一丝认真。“她还比你会赚钱。听说她的出版协议是按分成算的，不是买断。一本书卖多少，她拿多少。你当年那些书，是不是一次卖断就完了？”
莫尔没有回答。她只是低下头，手指轻轻抚过报纸上那封信的标题。那动作很慢，指腹从第一个字母滑到最后一个，像是在抚摸什么很久以前丢失的东西。巴鲍德的话像一把小刀，轻轻划开了那个她藏了很久的话题。
莫尔终于开口了。她的声音很轻，带着一点沙哑，不是那种愤怒的沙哑，是老了之后特有的、像风穿过枯叶的声音。“你们是不是都忘了，托马斯·罗兰森那幅画？”
巴鲍德没有说话。莫尔继续说下去，声音还是那样轻，可每一个字都很清楚。“《蓝袜社的解散》。1815年。画里那些女人，用茶壶浇人，掀翻椅子，吓得猫乱窜。画出来，满伦敦都在笑。笑那些读书的女人，笑那些以为自己有脑子的女人。”
她的目光落在约翰逊的画像上，落在那张她看了几十年的脸上。“还有威廉·哈兹利特。他说什么来着？蓝袜是社会上最可憎的角色。她说女人一旦开始思考，就像蛋黄沉到底，带着污秽。”
巴鲍德的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却没有说出来。
莫尔转过头，看着老朋友。那双老眼里没有愤怒，没有不甘，只有一种很平静的东西，像是在看一场下了很久的雨。“未来，也许是玛丽那些人的。也许她们会走到我们没走到的地方，会得到我们没得到的东西。可是现在——”
她顿了顿，把报纸叠好，放在膝上。
“我们能做的，还是太少。”
客厅里安静了很久。阳光从窗户移过来，落在两个人中间的地毯上，照出那些织在羊毛里的花纹。巴鲍德坐在那儿，看着莫尔放在膝上的手。
那双手曾经写下过几十本书，曾经握住过约翰逊的手，曾经在无数个深夜里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写那些关于教育、关于信仰、关于一个女人该怎么活的书。
那些书让很多人读到了，也让很多人恨上了她。恨她的人给她画漫画，写文章骂她，在酒馆里拿她的名字当笑话讲。她把那些都忍下来了，因为她以为，只要忍过去，以后的女人就不用再忍了。
可现在她坐在自己的客厅里，告诉她：我们能做的，还是很少。
巴鲍德忽然笑了。那笑容很轻，带着一点苦涩。“你说得对。可你知道吗——那封信登出来之后，我的几个年轻朋友，已经在商量怎么应和了。”
莫尔抬起头看着她。巴鲍德迎着她的目光，声音比刚才轻了些，却很稳。“不是跟你商量。是她们自己商量。”
莫尔没有说话。她只是看着巴鲍德，看着那双还亮着的眼睛，看着她嘴角那点藏不住的笑意。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开口。“那你还坐在这里干什么？去告诉她们，小心点。”
巴鲍德站起来，拿起那条搭在椅背上的披肩。“我知道。”
她走到门口，又停下来，回过头。莫尔还坐在那把扶手椅上，阳光落在她肩上，把那些白发照得发亮。她没有再说话，只是微微点了点头。
巴鲍德推门出去。
客厅里又安静下来。莫尔坐在那儿，看着那份被叠得整整齐齐的报纸。她想起很多年前，自己也是这样的年纪，也是这样一个人坐在书桌前，把那些字一个一个写下来。那时候她也以为，只要写了，就能改变什么。
她把报纸拿起来，又看了一遍那封信。那些字在她眼前慢慢移动，像一条很远的河。她把报纸放在膝上，手指轻轻按着边缘。
窗外，梧桐叶被风吹落了几片，在阳光里慢慢旋转，落在窗台上。
她没有动。只是坐在那里，看着那些叶子。她知道，有些东西会变，有些不会。可那些不会变的，也许有一天，也会慢慢松动。只是她可能看不到了。
***
那些信是慢慢来的，像春天的雨水，一滴一滴，汇成溪流，汇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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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封信的署名是“苏格兰场总警督”。他说，弗朗西丝的故事教给了他们指纹，教给了他们体温，教给了他们那些从没想过的破案方法。如今指纹识别已经是追踪凶手不可缺少的环节。
那些年，他们用这个方法破了不少案子，救了不少无辜的人。
最后他写：那些书，我们一直读。以后还会继续读。
第二封信是医院来的，署名是“圣托马斯医院妇产科医生”。他说当初那些质疑，的确让医院混乱了一阵。
可他们跟着弗朗西丝的指引，开始洗手，开始消毒，开始注意那些看不见的小东西。
如今手术感染的几率降到了最低，他们在《柳叶刀》上发表的论文，也为他们获得了不少荣誉。
最后他写：那些看不见的小东西，还在那里。可我们现在知道怎么对付它们了。他们因此也对很多病症有了大胆的猜测，正在逐步试验新的药物。
第三封信的字歪歪扭扭的，有的字大，有的字小，有的是别人代写的，有的是自己写的。
信上说她们是工厂的女工，识字不多，几个人凑在一起，你一句我一句，让别人帮忙记下来。
她们说工作环境改善了许多，工厂正在增加通风设施，她们也获得了定期发放的口罩。
还说那些童工少了不少，都被送到幼儿园去了。幼儿园办在白教堂那边，有专人看管，管一顿午饭。信的最后，歪歪扭扭地写着几个字：谢谢。
第四封信是威尔逊夫人写的。她说玛丽托她建女校，捐赠了一片土地做校区。那些地，那些楼，那些教室，都是玛丽赚的钱。
她还说，玛丽在赚到钱之后，一直支持女性教育。那些姑娘，那些读不起书、嫁不出去、没有出路的姑娘，如今有了一个新去处。
最后她写：那些人说她抄袭，说她剽窃，说她不可能写出那些书。可他们不知道，她九岁就开始写了。
那些年，她一个人躲在角落里，把那些字一个一个写出来。现在他们知道了，可她不欠任何人解释。
第五封信，是一群女性小说家联名写的。她们说，她们一直憋着一口气。那些男人说女人只配写浪漫爱情小说，说女人写不了严肃的东西，说女人没有理性。
她们写了，可从来没有人认真看过。现在玛丽写了，写了那些让他们不得不看的书。
她们说，那些男人慌了，因为他们发现，原来女人也能写侦探小说，原来女人也能讲逻辑，原来女人也能让他们害怕。
信的最后，她们写：谢谢你，替我们出了这口气。
那些信越来越多，像潮水一样涌进报社。有人写信说，自己在产褥热中活下来，是因为读了那本书。
有人说，自己的孩子不再喝甜酒了，是因为读了那本书。
有人说，自己家的墙纸换了，是因为读了那本书。
那些声音，一个一个，从四面八方汇聚过来，从工厂，从医院，从学校，从那些从来没有人听见的角落，汇成一条河，汇成一片海。
那些陈旧腐朽、充满偏见的言论，被淹没了。那些骂她的人，有的沉默了，有的还在骂，可没有人听他们了。
最后，是夏洛特王储的公开信。信很短，只有几句话。
“我读了玛丽·班纳特小姐的每一本书。从第一卷到第十五卷，一册都没有落下。她的书写得好，她的人，也做得好。”
那些守旧的人被连番嘲讽，不再出声了。报纸上开始讨论女性教育，那些开明的宗教界人士说，女性当然应该接受知识教育。教育界的人士说，女子学校应当增加更多课程。那些教授们开始争论，女人的脑子到底能不能学数学，可争论的声音，比从前小了很多。
玛丽的事，似乎就这样过去了。
报纸上不再有那些骂她的文章，咖啡馆里不再有人争论托马逊是谁。那些记者不再堵在朗博恩门口，加德纳先生的店铺也恢复了正常。只是偶尔有人提起，说那个女作家，那个托马逊，住在赫特福德郡的乡下，不怎么出门。
玛丽坐在彭伯里那间客卧的书桌前，面前摊着那些报纸。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那些字上，把墨迹照得发亮。她读完那封夏洛特的信，嘴角弯了弯，把报纸放下，铺开一张新的纸。
那些信，那些声音，那些从四面八方涌来的温暖，她记在心里了。